十年前的风，总带着梧桐叶的涩味，刮过那间灰扑扑的社区医院门诊楼。我是陪母亲来拿降压药的，候诊椅的铁皮凉得刺骨，她就是这时走过来的，白大褂下摆沾着点碘伏的黄渍，声音温软：“病历本，麻烦递一下。”

她是值夜班的护士，叫红梅。名字里带着点俗世的艳，人却生得清淡，眉眼间拢着一层夜班熬出来的倦意。那天母亲的药需要等半小时，她恰好换班，白大褂搭在臂弯里，露出里面杏色的针织衫。我们站在医院门口的梧桐树下说话，她说夜班熬得人骨头缝都疼，值班室的床硬得像石板，我说中年人的日子，不过是围着老人孩子打转，家里的沙发都比办公室的椅子舒服，却也舒服得让人发慌。风卷着落叶滚过脚边，像两句没说透的话，在原地打了个暧昧的旋。

后来记不清是谁先提的，去附近的快捷酒店坐一坐。房间里的空调嗡嗡作响，吐出的风带着廉价的香氛味，窗帘拉得密不透风，光线暗得像一杯沉了底的浓茶。她随手把包扔在床头柜上，金属拉链磕在桌角，发出清脆的响。我看着她，忽然想起家里的妻子，此刻大概正围着碎花围裙，在厨房里翻炒青菜，油烟味混着电视新闻的声音，是日复一日的、熨帖的安稳。可那安稳像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，贴身，却也磨得人皮肤发疼。

她先靠近的，呼吸里有淡淡的消毒水味，混着一点栀子护手霜的甜。我没躲，她的手指划过我的喉结，指尖带着夜班留下的微凉，一路往下，熨帖了我浑身的燥。白大褂滑落在地毯上，杏色针织衫被揉得皱巴巴，她的发丝蹭着我的脖颈，软得像羽毛。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，像一场被捂住嘴的喘息。肌肤相贴的瞬间，我听见自己的心跳撞在胸腔里，沉闷又急切，像挣脱了缰绳的马。她的指甲陷进我的后背，留下几道浅浅的红痕，带着点疼，又带着点酣畅的快意。结束后，我们并排躺着，谁也没说话。她忽然笑了，气息拂在我耳边，湿湿的：“你看，我们像不像两只偷腥的猫。”我转过头，看见她眼角泛着潮红，细密的汗珠沾着睫毛，忽然觉得喉咙发涩。

再后来，有过几次碰面，都在傍晚。她值完班，我刚应酬完，身上带着酒气和烟味，混着一点饭局上的油腻。那次是深秋，雨下得缠绵，敲在车窗上，噼里啪啦的。我送她回家，小区里的路灯昏黄，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，像两条纠缠的蛇。

她家的防盗门里面传来她丈夫的鼾声，沉得像一块砸在地上的石头。“他跑长途刚回来，沾着枕头就睡死了。”她轻声说，指尖勾着我的手腕，把我往屋里拽。客厅的沙发上搭着件男士毛衣，袖口磨得起了球，茶几上放着半碗没喝完的粥，已经凉透了。

客卧的门被轻轻掩上，反锁的咔嗒声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被褥带着阳光晒过的暖，混着她身上的栀子香，扑面而来。酒劲往上涌，头有些晕，她的体温贴着我，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，烫得人浑身发麻。她的唇落下来，带着点酒的辛辣，我扣住她的腰，布料下的肌肤滚烫，每一寸都在叫嚣着渴望。窗外的雨敲着玻璃，屋里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，粗重、急促，混着压抑的低吟。她的手抓着我的衣角，指节攥得发白，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，又像抓住了一场醒不来的春梦。我看见她眼角的泪，混着汗，滑进鬓角，不知道是疼，是醉，还是别的什么。

我知道，她丈夫是货车司机，常年在路上颠沛流离；我也知道，我的妻子每天会把我的衬衫熨得平平整整，放在衣柜最上层，连纽扣都对齐。那些日子，像一张被水泡皱的纸，我们在褶皱里，短暂地躲了一会儿，躲开了柴米油盐，躲开了家长里短，躲开了日复一日的、令人窒息的平淡。

可偷来的时光，终究是带着露水的，太阳一出来，就化得无影无踪。

记不清是从哪次开始，见面时的话越来越少。快捷酒店的空调依旧嗡嗡作响，可我们不再并排躺着说话。她会低头玩手机，屏幕的光映在脸上，亮一阵暗一阵，是她丈夫发来的定位，是孩子的成绩单，嘴角弯起的笑，是我看不懂的温柔。我会盯着天花板，想起女儿的钢琴考级，想起妻子眼角新添的细纹，和红梅的，竟有几分相似。

身体的欢愉，像一杯喝到寡淡的糖水，甜腻过后，只剩下满嘴的齁。我们开始找借口推脱，“今天要陪孩子去补习班”“今晚科室有应急演练”，语气客气得像初次见面的陌生人。最后一次见面，还是在那棵梧桐树下。她穿着卡其色风衣，头发剪短了，利落得像换了个人。“就这样吧。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像风吹过树叶，“我们都该回家了。”

我点点头，喉咙发紧，说不出一个字。

没有拥抱，没有告别，甚至没有说再见。我们朝着相反的方向走，梧桐叶落在身后，像一场无声的散场。

这些年，我再也没见过红梅。偶尔路过那家社区医院，门诊楼翻修过了，亮堂得很，门口的梧桐树却还在，风一吹，叶子依旧沙沙响。妻子的青菜炒得越来越香，女儿的钢琴已经过了十级，母亲的降压药，我每月按时去拿，只是再也没碰到过那个叫红梅的护士。

前几天忽然想起那个雨夜里，红梅的手抓着我的衣角，窗外的雨，敲了一夜。再次拨通那个久违的电话，已经是空号了。

原来有些事，就像客卧里的月光，亮过一次，就够了。

天亮之后，我们终究要回到自己的床，盖好自己的被子，继续过那些被烟火气填满的，安稳的日子。